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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讨论了从古代到20世纪国际政治概念的变革。除了一些在该领域耳熟能详的主题，如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对自然法的一般解释，本书还探讨了一些虽不太为人熟知，但却影响了国际政治思想发展的概念，如文明之间的区别、民族文化与野蛮社会，以及一些关于种族差异与帝国主义的理论。本书所探讨的核心国际政治思想家包括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康德、马克思和摩根索，同时还包括一些较少受到研究的学者，例如希罗多德、波普•因诺森特四世、赫德、康斯坦特、齐默恩。

本书的写作风格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是每一个有兴趣了解国际政治的人的理想入门读物。

序言／Ⅰ

导论 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1

章 蛮族、习俗与自然本性／23

第二章 世界之城、帝国与自然法／50

第三章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家园／76

第四章 国家理由、自然法与自然状态／109

第五章 人性、文明与文化／151

第六章 自由主义的文明观念及其批评者／181

结语 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218

参考文献／228

爱德华•基恩，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著有《超越无政府社会:格劳秀斯、殖民主义与世界政治秩序》《国际政治思想史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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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英国学派第三代骨干成员，爱德华·基恩受剑桥学派新政治思想史和牛津观念史研究的影响，超越了怀特的三大思想传统分类，强调国际关系核心概念、内涵变迁及时代背景。在诠释和呈现国际关系基本观念和概念时，基恩既关注现当代国际体系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如主权、无政府、外交、均势、联盟等，又强调多样性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包括共同体、文明、野蛮、民族、等级；既突出那些耳熟能详的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又兼顾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众思想家。可以说，本书的出版宣告了一种新国际政治思想史著作的问世，开始形成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转向”。

书摘插图

导论

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

    撰有国际政治思想史著作之人，往往认为这一主题未受应有之关注。例如，克努成（Torbjrn Knutsen）在其近作《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起始之处，便抨击了“国际关系研究无理论传统这一常见的臆说”，他还不无沮丧地发现，“在政治学理论新生面前所展现的，是一个始自古希腊思想家而延绵演变至今的传统；然而国际关系的新生们却无缘类似的一系列经典之作”（Knutsen 1992, 1）。此书中译本可参见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注此种怨言早已有之。早在1936年，弗兰克·罗素（Frank Russell）就已注意到，“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任何一本书……尝试展现，对于国际关系，自古至今在人们思想中曾出现过哪些更为重要的观念”（Russell 1936, vi）。尽管罗素试图在自己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中填补空白，二十年后，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却依然觉得，“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或许有机会习得数百年之前那些政治思想家的见解，但通常得求诸课业规划之外”（Wolfers 1956, ix）。在一部1970年出版的读本中，编纂者们也同样郁郁地陈说：“过去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如今在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面前宛若无物。”（Forsyth et al. 1970, 11）我们在克努成书中所见的问题，显然直至近几年才终于有所改观，出现了一系列试图再治沉疴的著作（Donelan 1990; Willianms 1992; Thompson 1994; Doyle 1997; Boucher 1998; Pangle and Ahrensdorf 1999; Brown et al. 2002）。针对我们学科在总体上仍然忽视国际政治思想史的这种情况，克努成在近年的这些学者中也并非的发声者：例如潘格尔（Thomas Pangle）和阿伦斯多夫（Peter Ahrensdorf）在《国家间正义》一书开头便呼应了沃尔弗斯的悲叹，认为其所言“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前初提之时固然不假，如今则依旧真实”（Pangle and Ahrensdorf 1999, 1）。

    虽说怨声如许，我们却也不免会过分强调国际政治思想史在过去和现在不受重视的程度。例如，戴维·鲍彻（David Boucher）正确地指出，在今天的大学中，我们的学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正日益上升，他还特意提到，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本学科的教育体系中就能接触到“经典理论”；不过，他也有着和其他人同样的担忧：“我们没有可用的教材来帮助学生细致地熟悉这些理论”（Boucher 1998， 3）——但鲍彻只引用了两部著作作为例证(Parkinson 1977; Williams 1992)。实际上，这或许可以很好地证明，国际政治思想史学者总是低估国际关系专家对“经典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修昔底德、马基雅维里、格劳秀斯、霍布斯、卢梭和康德等过去的思想家们出现的频率之高，足以说明国际政治思想史在理论家眼中，至少是当前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如参见：Morgenthau 1949; Waltz 1959; Hinsley 1963; Aron 1966; Bull 1977）。即使我们不同意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对他们所引用的经典思想家所进行的诠释，这些20世纪后期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家们，需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国际政治思想史来发展和解释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本身就意义重大。我们自然可以认为经典理论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滥用，但很难说它们受到了忽视。

    此外，罗素先抱怨国际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的匮乏问题，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不论当时的情形如何，读者从前述大量作品便可得知，此类书籍显然如今并不短缺。实际上，除了之前提及的著作，在这一领域中还有其他为数众多的作品——例如，有无数文献针对国际政治思想史中更为具体的方面，上述所列种种，仅只蜻蜓点水（要对这些文献做一全面概括，工程量之浩大非此处所能及，不过，为使读者对此类文献主题范围之宽广有一印象，姑且列出一些特别卓越的作品：Alexandrowicz 1967; Holbraad 1970; Muldoon 1979; Hinsley 1986; Ceadel 1987; Gat 1989, 1992; Linklater 1990; Long and Wilson 1995; Welsh 1995; Mapel and Nardin 1998; Onuf 1998; Schmidt 1998; Tuck 1999; Berridge et al., 2001）。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将国际政治思想史认作未经开垦的荒原；要着手耕耘，更真诚的态度是承认目前已有的坚实文献基础。因此，我不想和其他人那样，抱怨既有著述的匮乏，相反，在本书起始之处，我想要阐释的是，它与众多同主题的既有研究有何区别，我又为何选择了如下这种研究路径。

前言

序言

    现时景象映现在往昔历史之中，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大多数关于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无疑都强烈地受到20世纪后期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的影响；这些研究常常将当代的观念投射到过去，由此说明一些伟大的思想“传统”——这样的“传统”与我们当前的问题和辩论完美契合，这是多么令人生疑的巧合。本书之史论，或许依旧囿于“现时”，但它汲取了晚近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成果，以期打破这一领域中史学家们先前所抱有的传统学说的桎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立论基础是目前流行的一种观念：认同的构建对国际关系的运行至关重要。那些只关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如何运行的诸种理论，并非本书的着眼之处；我想请读者们细细思量：以往的人们通过哪些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自身所属认同为一个共同体、将自己的共同体与他者相区分，并进而规定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与他者的共同体之间相处所应有的关系；由此，国际政治思想的历史便展现于学人眼前。我相信，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开始去理解国际政治思想史的丰富多彩，也才能更好地感知当今各种思维方式具体的优劣之处。

    数年前，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詹姆斯·梅奥尔，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非洲研究专家，曾长期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执教。——译者注向政体（Polity）出版社建议予我机会撰写此书，在此，我想对他的推荐表示感谢。就政体出版社而言，我尤为感谢安德烈亚·德鲁甘（Andrea Drugan）和路易丝·奈特（Louise Knight）——他们在审阅稿件时富有耐心、不吝指导；我也很感激出版社邀请的两位匿名审稿者——关于什么是良好的学术，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教导。这两位审稿者或许会注意到，本书终稿与初稿差异甚大，我想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切实帮助我改进了书稿。此书得以成型，还应归功于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彼得·博尔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鲍勃·哈格雷夫（Bob Hargrave）、欣克·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斯蒂芬·哈普古德（Stephen Hopgood）、安德鲁·赫里尔（Andy Hurrell）、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Benedict Kingsbury）、马克·索尔特（Mark Salter）、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和汤姆·扬（Tom Young），以上诸人多为欧美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史学教授。其中Andy Hurrell当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牛津大学蒙塔格·伯顿讲座教授Andrew Hurrell的昵称；汤姆·扬（Tom Young）曾用名托马斯·扬（Thomas Young）。——译者注他们或是与我（可能不经意间）讨论了此书的相关主题，或是阅读了手稿的部分章节；对所有这些人，我都感激不尽。本书部分章节曾提交给在雷丁大学举行的一个学术工作坊和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办的一个圆桌讨论会，我想向这两场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尤其是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和萨松·索弗（Sasson Sofer）这两位组织者——致谢。后我还想说，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身上，我也学习良多，他们就本书直接涉及或间接相关的主题进行过富有启发性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所有人，我都心怀谢意，其中尤为感谢丹·贝尔（Dan Baer）——指导他的过程是一段充满愉悦的时光。当然，对书稿中留存的任何错谬，我都负有全部责任。

    以上众人之助，令我铭感五内，但对吾妻莫莉（Molly），感纫之情又何止百倍。撰写此书之时，我们的生活正忙碌不堪。既无学术休假，又无外部资助，全赖莫莉无休无止的辛勤工作和充满耐心的支持关爱，我才能拥有宝贵的时间投入写作。何以为报？尚幸能满怀爱意，以无尽感激，将此书献予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