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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被尊称为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然而，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于1924年至1929年在伦敦度过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老舍从故乡来到繁华的伦敦西区——这里有布鲁姆斯伯里派、旋涡派、各种流派的前卫主义者、埃兹拉·庞德以及“金牛犊洞”夜总会的歌舞表演。他流连于伦敦西区妓女的世界，见识了英国臭名昭著的中国人布里连特·张，以及黄柳霜的丑闻电影《皮卡迪利大街》引起的小报轰动，在莱姆豪斯声名狼藉的东区唐人街也待了一段时间。老舍在伦敦创作的小说《二马》由此成为一部描写伦敦华人生活和苦难的伟大小说。正如韦查德博士所揭示的那样，老舍在伦敦的岁月对其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终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

前言

致谢

序言

1928年秋，布鲁姆斯伯里

第一章

义和团与旗人：1900年的北京 军阀割据和京城校园

第二章

“中国很有趣，非常有趣”（埃兹拉·庞德，1914）

“新潮流势不可当。是时候来一场文学革命了。”（胡适，1917）

第三章

“雾重城如漆”

第四章

“天啊……这是在英国吗？”（萨克斯·儒默《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

《皮卡迪利大街》

“中国时尚年”（1925）

第五章

“招呼毒药！”（《二马》，1929）

结论

注释

出版后记

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从2006年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其著作包括《老舍在伦敦》《托马斯·柏克的黑暗中国风》，并与劳伦斯·菲利普斯合著了《哥特式伦敦：地方、空间和哥特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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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揭开老舍鲜为人知的英伦经历，深度刻画老舍海外生活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跟随老舍的步伐，游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伦敦光怪陆离的新奇景象，见证其中的逸闻趣事、文化景观和华人的复杂经历

★在兼顾通俗和学术的中英文化比较研究中，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化求索之路

书摘插图

序 言

1928年秋，布鲁姆斯伯里

1928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布鲁姆斯伯里一间离罗素广场不远的廉价公寓里冷风阵阵。屋里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穿着一套薄哔叽洋服，正蜷缩在按表计费的煤气炉前瑟瑟发抖。年轻人管这种炉子叫“吸血鬼”，此刻让他犯愁的是身上仅剩下一个先令来“喂”它。现在是穿羊毛衫的季节了。他身上这套洋服还是四年前在上海的一家高档西式百货商场买的，到了伦敦才发现，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气候都不适合穿哔叽布料。晚餐铃响了，他肚子饿得直叫，但像这样的周末，他一般会避免出现在餐厅。因为临近尤斯顿站、国王十字站和圣潘克拉斯站等交通枢纽，住在这里的主要是销售员，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留学生，手头拮据的职员和年龄不详、身份不明的单身女人。一到周末，大部分住户不是外出，就是回到位于郊区的家中，餐厅里空空荡荡。要是有人在这时候进来用餐，女侍者就会面露愠色，这让年轻人很不舒服。这天早些时候，年轻人特地告诉女侍者自己会出去吃饭。女侍者冷冷地回了一句：“哎呀，那敢情好。”这句话现在还回荡在年轻人的脑中。他顾不得咕咕叫的肚子，也顾不得那台专门吃钱的煤气炉的温度越来越低，始终在埋头写作。他愤愤地写道：“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并不是这一带的人们特别多长着一分善心，是他们吃惯了东方人，不得不把长脸一拉，不得不和这群黄脸的怪物对付一气。”

如果我的描述让读者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位背井离乡、独居在伦敦的文人，整日奋笔疾书却又默默无闻，那便是我误导诸位了。事实上，他现在所写的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旅居伦敦的四年里，老舍在位于芬斯伯里广场的东方学院教授汉语。他的学生中有初出茅庐的传教士，有乏味无趣的家庭主妇，还有不少当地的银行和政府职员，这类人经常吵吵闹闹。其中还有一个名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年轻人，对中国事物很是着迷。此时的老舍正在白话文创作领域书写自己的名号，已有两部作品在当时中国盛名的现代刊物之一——《小说月报》上连载，前途一片光明。

老舍在《老张的哲学》（1926）和《赵子曰》（1927）中深情而细致地追忆了故乡北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如今他正在写作一部全然不同的小说—《二马》（1929）。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一直对英国深恶痛绝，而这部小说将向读者展示中国人在英国首都的生活，既作为对英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控诉，也作为对中国人民的警醒。女侍者的冷嘲热讽依然让老舍耿耿于怀，他飞快地在纸上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老舍属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书中提到的第二代—“少年中国”。这些“五四”新青年亲身经历了列强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会和文化巨变，而这些变革也标志着终有一天，中国将会从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罗素认为：“代年龄较长，他们顽强地与儒家的糟粕抗争，虽然摆脱了束缚，但难免有孤举者难起之感；第二代年纪较轻，新式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十四岁时，老舍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这是京城里一所很有名望的新式学校，附属于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当时的中国急缺教师人才，1918年6月，老舍一毕业便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的校长。1919年5月4日，就在老舍任职将满一年之时，北京的学生群情激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斥责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如今已经停滞不前、行将就木，但日本则公认拥有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这一点在《凡尔赛和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条约采取绥靖政策，允许日本攫取德国在中国的特权。学生们对于外国势力试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行为深感愤怒，纷纷抗议，得到各地民众的声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自19世纪晚期以来，知识分子的不满愈演愈烈、一触即发。他们试图抛弃儒家思想的束缚，让中国融入现代世界，而五四运动就标志着这一文化转型的开端。

五四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认为，文学小说是使中国摆脱颓势的关键。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若要实现主权合法性，文化、政治、经济变革缺一不可。近代著名改革家梁启超（1873—1929）赋予了中国作家革新国民性格的重任。他希望国民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吸食鸦片和缠足等陋习，从而唤起羞耻之心。为了摆脱传统束缚，一些激进的作家采用了欧洲的世界观—正如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和作家对待愚昧落后的殖民地那样，既然启蒙运动无法推进，便开始探索另一种解决症结的方法。

老舍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同时看到中英两国在现代性、种族以及民族性等问题上的重要情形。老舍原名舒庆春，满族人，出生时正值清王朝江河日下，汉民族主义者的仇满情绪甚嚣尘上。他学习勤勉，并非完全为了学业上的荣誉，而是作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满族的一分子，未来生计还要指望他在学校的成绩。在伦敦传教会的促成下，老舍于1924年前往伦敦工作。此时正值英国现代主义的时期，老舍的早期作品显露出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他在中国开创了新的写作题材和风格，竭力重塑中国人的艺术感受力。我们可以将老舍视为现代主义的先行者，而这种定义将会动摇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现代主义文学起源于西方大都市，只属于西方国家。由此可见，老舍的文学地位需要重新考量，他的代表作品也远不止于备受推崇的无产阶级经典作品《骆驼祥子》（1936）。在伦敦期间，老舍接触到了狄更斯（Dickens）、康拉德（Conrad）、乔伊斯（Joyce）和劳伦斯（Lawrence）的作品，并深受影响。然而有别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同辈人，老舍并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他的现代主义作品采用了中式表达，而非模仿西方。他的写作中也同样体现了唐代传奇小说、明代史诗、晚清小说的叙述模式，包括了闹剧、笑剧、谴责小说以及科幻小说等体裁，甚至还有京剧和民俗故事。然而这一切对于老舍小说的影响，直到近年才开始得到关注。

煤气炉不时发出噼啪声，意味着又要添钱了。老舍只得停下手中的笔，他现在要么缩回不平整的床上，但不能保证暖和，要么顶着寒气出门，看能不能换些零钱。烤栗子的香味扑鼻而来，迫使他做出了决定。布鲁姆斯伯里的魅力就在于伦敦大学及其国际招待所所处的位置，从那里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吉辛笔下的氛围。葛拉布街上，古怪的灵媒、古玩商人、神秘术士和售卖东方书籍的商贩聚集在大英博物馆周围。简直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如果你在凌晨三点想吃东西，大可以穿着睡衣走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坦然地接受服务。你还可以逛到斯莱德艺术学院或是萨维尔街，这都没关系。老舍凑到街角的炭火盆边取暖，心中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流动摊贩善意的玩笑里带着真挚的温暖。老舍用铜币换了几个先令。街边烤栗子的热气和噼噼啪啪的脆响，将他的思绪带回了北京，带回了童年时代熙熙攘攘的胡同。那时候，季节的变化总能从小贩们售卖的零食种类中看出来。纸袋里装着的热腾腾的栗子，温暖着老舍冰冷的手指。

媒体评论

这本文笔优美的著作既包含了文学传记，又有着对英国现代主义简洁的描述，并通过中国人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令人回味的伦敦肖像。安妮·韦查德深刻地提醒我们，中国的影响—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在文学现代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我们理解老舍的伦敦岁月作出了巨大贡献。 

——茱莉亚·洛维尔，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老舍被传教士派到伦敦教中文，作为严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于1924年来到这座充满偏见的城市：游客们到莱姆豪斯特意参观鸦片烟馆，亲身地体验“黄祸”。老舍在伦敦写作的小说，反映了他对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大众恐慌的体验。安妮·韦查德将中英两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傅满洲等虚构人物所产生的恐怖交织在一起，深刻地提醒人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偏见。 

——弗朗西斯·伍德，大英图书馆中国收藏馆馆长

这本敏锐而引人入胜的著作探讨了中国20世纪好的小说家之一的伦敦岁月及著作。老舍到英国来教中文，但正如韦查德所展示的那样，他在这里写的小说和散文，反而教会了我们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中英关系以及现代文学跨国研究的新方法。

——罗伯特·比克斯，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

前言

前言

致谢

序言

1928年秋，布鲁姆斯伯里

章

义和团与旗人：1900年的北京 军阀割据和京城校园

第二章

“中国很有趣，非常有趣”（埃兹拉·庞德，1914）

“新潮流势不可当。是时候来一场文学革命了。”（胡适，1917）

第三章

“雾重城如漆”

第四章

“天啊……这是在英国吗？”（萨克斯·儒默《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

《皮卡迪利大街》

“中国时尚年”（1925）

第五章

“招呼毒药！”（《二马》，1929）

结论

注释

出版后记

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老舍被尊称为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然而，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作家于1924年至1929年在伦敦度过的时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老舍从故乡来到繁华的伦敦西区—这里有布鲁姆斯伯里派、旋涡派、各种流派的前卫主义者、埃兹拉·庞德以及“金牛犊洞”夜总会的歌舞表演。他流连于伦敦西区妓女的世界，见识了英国最臭名昭著的中国人布里连特·张，以及黄柳霜的丑闻电影《皮卡迪利大街》引起的小报轰动，在莱姆豪斯声名狼藉的东区唐人街也待了一段时间。老舍在伦敦创作的小说《二马》由此成为一部描写伦敦华人生活和苦难的伟大小说。正如韦查德博士所揭示的那样，老舍在伦敦的岁月对其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

【名家推介】

这本文笔优美的著作既包含了文学传记，又有着对英国现代主义简洁的描述，并通过中国人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令人回味的伦敦肖像。安妮·韦查德深刻地提醒我们，中国的影响—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在文学现代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我们理解老舍的伦敦岁月作出了巨大贡献。

—茱莉亚·洛维尔，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老舍被传教士派到伦敦教中文，作为严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于1924年来到这座充满偏见的城市：游客们到莱姆豪斯特意参观鸦片烟馆，亲身地体验“黄祸”。老舍在伦敦写作的小说，反映了他对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大众恐慌的体验。安妮·韦查德将中英两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傅满洲等虚构人物所产生的恐怖交织在一起，深刻地提醒人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偏见。

—弗朗西斯·伍德，大英图书馆中国收藏馆馆长

这本敏锐而引人入胜的著作探讨了中国20世纪最好的小说家之一的伦敦岁月及著作。老舍到英国来教中文，但正如韦查德所展示的那样，他在这里写的小说和散文，反而教会了我们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中英关系以及现代文学跨国研究的新方法。

—罗伯特·比克斯，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