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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郑天挺先生1962年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讲授清史的课堂记录整理而成的，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自清朝入关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史实，既便于读者迅速理解清朝前期、中期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书叙述事实简明扼要，分析问题高屋建瓴，能够体现作者本人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是一部出色的清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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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福建长乐人。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著有《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清史简述》《探微集》等著作，曾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明史》，并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共同主编）、《明清史资料》、《中国历史大词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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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天挺《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然而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冯尔康

书摘插图

概说

一、关于清史的年代问题

清朝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者入关统治全中国的时期。满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我国东北聚居和发展。公元1616年它建立了一个政权，在山海关外的东北辽东一带活动达二十九年之久，1644年才入关统治全国。1644年以前，满族政权只是在辽东局部地区实行统治。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它的先世谈起，包括了1644年以前的历史；但是在通史课程里，1616年到1644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则属于明代，不在我们今天讲的范围之内。

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40年以后，直到1911年才被推翻。但是从 1840年中英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1840年。1840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1644年以前的不讲，1840年以后的不讲，只剩下1644年到1840年这一百九十七年的时间。这就是中国通史上关于清朝历史这一阶段的年代。（这里所说的年，都指自然年，不是周年。往往两阶段前后衔接在同一年，所以有重复的，计算周年时要剔除重复的年。）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特点

在这一百九十七年里，出现了一些什么新东西？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有些什么突出的新矛盾？有些什么特点呢？

我们认为有以下六个主要特点： 

1.这一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在清朝以前，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远的、悠久的封建社会。在这漫长时间里，有几个根本特点，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超经济强制等等，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贯彻始终的。清朝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强大推动力量，使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每个朝代相对地又存在着差别。1644年以后的清朝和明朝比较起来，就相对地存在着差别，出现了一些新东西。例如，明代的人口统计数字，据《明史》记载，一直在五千万至六千万之间，一般说在六千万上下。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 1578年）共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但是清朝就不一样，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年）中国人口突然增到二亿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不到两百年的时间，人口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到了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公元 1841年），人口达到了四亿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一人。过去我们说中国有四亿人口就是指这个时期的数字。当然，明清两代的人口数字都不一定是当时全国人口的实数，但是这些数字总说明人口增长很快，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比明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在人身依附关系方面，清代也和前代有所不同。中国农民的徭役负担很重。在明代，政府限制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土地，人民没有出入往来、居住、迁徙的自由；人民离开家乡，要得到官厅的许可，发给路票，称为“路引”，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移动。因为徭役是不能落空的，离开了家乡，还得按期回乡去承担徭役，所以要领路引，以便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清朝则不同， 1723年摊丁入亩以后，人民有了往来的自由，政府也不过问，并不要你按期回去负担什么徭役。可见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各时期存在着相对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的幅度还很大。

清代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阶段也值得我们注意。它和前代有些什么不同呢？在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萌芽并没有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上没有封建社会末期。所谓封建社会末期是指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产生的时期。我们说清代这一阶段不是封建社会末期，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进入到封建社会晚期。

明代中叶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导致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很多，我们不必举出更多的例子，例如，封建制度本身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限制，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个体经济不能很快突破旧的生产关系造成新的生产力，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工商业没有摆脱封建的桎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控制等等，都阻挠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尽管这些原因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但是却不能说没有新情况的出现。尽管中国社会没有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也不能说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晚期。

“末期”和“晚期”是有所不同的。“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制度过渡的阶段；“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展到末期，但是有晚期。清代就正是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更确切些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并不是从1644年才开始，明代也应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 

2.清代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这时封建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但是还没有崩溃，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着，而封建经济还继续在发展。封建社会晚期和全盛时期有所不同，这时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经济也还继续在发展，比过去有发展、有进步，只是比较缓慢和不正规。在封建所有制加强与发展的同时，有了新的东西出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当两种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封建经济让路，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受到约束。如果封建经济让路，那么中国社会就进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如果它并不让路，反而使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限制，那么这就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封建社会晚期。

在康熙乾隆时期，工商业非常繁荣，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以苏州的工匠工资为例：踹坊工价原来是计件的，踹匠踹布一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这时出现了“米加”，凡米价每石在银一两五钱时，每踹布一千匹加贴银二钱四分（每匹平均加二毫四丝）；又如染纸作坊工价除饭食外原是计日的，每日刷红纸五刀为一工，每工银二分四厘（平均一刀四厘八毫），这时出现了“工贴”，多刷五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平均一刀一分，相当于基本工价一倍），还可以累计；又如纸坊工价原是计件的（所谓“计刷数为工，并不计日”），纸匠每日以刷纸六百张为一工，每月工价银一两二钱（每日六百张合四分），这时出现了“茶点银”，凡是在正工六百张以外再刷六百张的，除规定计件四分外加给茶点银半分，共四分五厘。这种“米加”“伙食工贴”“茶点银”等等无非是工资的改称，这一方面是工匠们反剥削斗争的结果，一方面是坊主们狡猾地想借此刺激生产。坊主们意图刺激生产增加利润，但又不甘心提高工资以致减低剩余剥削，于是想出种种名目，希冀蒙蔽一时另寻复辟机会（例如米价降低取消“米加”）；同时，坊主们既害怕工匠们的“喊歇停工”“齐行增价”，而不敢不改变工价，但又怕一增再增，触动自己阶级利益，于是坊主们联合买通封建官府，订出条例，刻石立碑，把工价定死，也就是冻结起来，使它在物价增长时也不能再增加。这就反映了封建生产方式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主义之间的尖锐斗争。新的东西出现了，坊主不能不承认它，但是发展下去又会使坊主的利益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坊主与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对它加以限制。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也还公平合理，坊主不许克扣、短少工人工资；实际上是工人从此再也不许要求增加工资，即使是物价上涨，也不得要求增加，更不许叫歇（罢工，又称喊歇），如果叫歇，责打三十板甚至递解回籍，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挫折，使新的生产方式的苗头在封建主义的压制下不可能得到发展。一般说，手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这种情况：不是封建经济让路，而是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挫折。如果封建主义让了路，那么就会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进入新的生产关系。

在农业技术方面，清代农作物的品种有了增加，农业劳动的工具和技术也有了改进，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是没有突破旧的生产关系，仍然是个体经济。土地兼并很严重，大地主的土地多达几千亩、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但是都分别租给许多小佃户，佃户种不完的土地，又再转租给别人耕种。尽管农业技术有了进步，却始终维持着个体经济，个体生产的形式并未改变。如果能够变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那么资本主义萌芽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庄头只管招佃，并不直接组织生产。地主剥削来的地租，并不是用于交换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个人的生活享受，骄奢淫逸。所以，农业也不能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这些情况和西方很不相同。在西方，有所谓庄园制。庄园制的特点是和城市对立的，可以在同一庄园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或者农奴制，或者是租佃制，或者是资本主义制，而且不同的生产关系可以同时存在。在庄园里可以有农业，有林业，有畜牧，有手工业以及各行各业，所有生产可以供自己使用，可以为市场生产并适应市场行情，收益很大。庄园主把这些收益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庄园制是一种富有弹性的经济形式。中国则不同，中国只有庄田，而没有走向和西方相同的庄园制。大地主可以有几所别墅，在他的土地上种一些水果、米粮等，收益只供自己享用而不用来从事经营。显著的例子是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他的财产据估计共折银八万万两。在他抄家的清单中有玉器库、绸缎库、洋货库、皮张库、磁器库、锡器库等等。土地只占财产的百分之一（八千顷，估价八百万两），商店只占百分之九（七千多万两），而且都是当铺、银号和古玩铺（高利贷资本）。大批物资和金银只供自己享用，不拿到市场上去做生意，也不拿去开工厂。这就是清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农业生产发展了，但是没有大规模经营；地主土地虽然很多，但是分散租佃给小农；地租用于个人享受，而不是拿去进行交换和扩大再生产。

手工业技术也不断地提高，分工不断地加细，工具不断地增加。如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分工极细，工具比过去提高很多。清代的瓷器很有名。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在色泽、厚薄、釉彩、形式各方面都与前代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但是始终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虽然早经使用脚蹬的旋盘做圆形器皿，但这只是器械，还没有使用机械，没有发展到机器生产。西方的产业革命主要解决的是动力问题。从 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成功，用蒸汽作为动力，于是有了产业革命，欧洲的生产大为发展。清代工业技术尽管有了提高，分工有了加细，但是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这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和人民智慧无关。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说中国人笨，这完全是胡说。西方采用水力推磨，作为动力，是在 1769年；但是中国人早在汉朝已经知道使用水力，至少在唐朝已经十分盛行，唐玄宗时几乎到处都是，比西方发明使用水力要早一千多年。只是我们没有走到机器生产，直到清代还没有脱离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手工业也还没有完全和农业分离。

清代手工业中的瓷器，可以说巧夺天工，瓷窑里聚集了许多能工巧匠。但这只是官手工业，是官窑，产品只供皇帝使用。供民用的民窑，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摧残和禁造，因之质量和技术都没有这么高。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普及和提高没有结合起来。清代手工业生产非常普遍，也没有完全和农业分离。在 1900年前后，中国沿海手工业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破坏，内地还维持着旧的情况。据说当时的贵州农村几乎家家纺纱织布。河北中部正定附近的灵寿县北寨村有一百九十户人家，家家有织布机，可见非常普遍。但都只是利用农闲而不是在农忙时间生产。这说明了手工业和农业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官手工业和广大人民的手工业则是相互脱离的。这是清代手工业的特点。所以清代的手工业虽与过去不同，但是也没有向前更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的生产。

商业也是如此。商业广泛发展了，国内各处有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在海外，有福建、广东各个港口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做生意赚来的钱不是全部拿来扩大生意，而是拿一部分回家去买土地，没有和农业生产割断联系。尽管商业发达，还是以农业为根本。明清时代的小说笔记中保留了许多这样的记载。

新的东西有发展，旧的东西也在发展。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继续在发展，封建经济也继续在发展，但是新的东西始终没有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清代历史的第二个特点—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在发展。 

3. 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这是清代历史的另一特点。满族从1616年建立起来的政权就是封建制政权。满族在这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一个新兴起来的，进入一个较高阶段的封建制的国家，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作风、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在上升，这是非常明显的；特别在进入封建制几十年以后为显著，富于向上的青春活力，比起过去古老的封建国家的颓废腐朽大不相同。所以，在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当中，如果有一个新兴的民族刚刚进入封建制，它一定是这个国家里面富于活力、活跃的一部分，他们一定会给这个国家增加新的动力，使腐朽的社会振作起来，同时也使封建制度更加发展、更加巩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例如元朝，过去许多人都说元代落后、倒退，但是今天看来，在元代忽必烈时期，中国社会还是向前有所发展的。元灭宋以前，宋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了，但是元灭宋后的全国政权，使中国社会又得到新生与发展。清代也是这样。康熙时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为什么明朝末年腐朽到那样程度，到了清初又这么强大？当然，明末农民大起义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真正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一股向上的新生的活力追随着它一同推动前进，则力量不可能那么强大，时间不可能那样持久。这时，一个新进入封建制度、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民族，正好具备这种条件，正好发挥这种作用。元朝的忽必烈时期，清朝的康熙时期，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在于此。康熙时期距离 1616年政权的建立不过五十年，正在封建制度上升阶段，所以它增加了中国社会在农民战争的推动之后大力地、持续地向前发展的活力。

新兴的、活跃的、刚进入封建制度的民族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原来腐朽的封建社会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暂时的稳定相对地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已经衰朽的封建制度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那么，这算不算反动呢？应该肯定它，还是应该否定它呢？我认为这不能算反动。虽然它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到来，但是提高了封建生产力，改善了封建社会的人民的生活。它对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正面去反对和破坏，而且相反地由于它促使社会生产发展起来，正可以突破旧的生产关系，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它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间接推动作用的，所以不能算是反动。 

4. 清代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是中国固有疆域的奠定；第二，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第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密切和巩固，特别是边疆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对中央的向心力比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什么时期巩固、加强和发展起来的呢？今天我们所继承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疆土基本上是清朝时期奠定的。这并不是说，清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而是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清朝更加巩固下来的。如辽东以东广大地区，明朝时期虽然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司，但对它所属的基层组织没有直接派遣官吏去治理，而是指定各民族自己的首领去管理；从清朝开始，才由中央直接派官吏去治理。我们国家疆域的明确和巩固，也是清代的功绩。清代奠定和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土，主要是在康熙到乾隆这一时期；可以说从康熙时期开始确定，到乾隆时期加以巩固。这并不是把国家领土的确定归功于康熙和乾隆两个人，而是说我们国家疆域是在那个时期确定的，他们两人只是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这样大的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当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功劳，是各族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

由于疆域确定了，道路修通了，经济、文化的联系自然加强了。当然，过去历代对边疆也有经济、文化的联系，但是没有清代这样密切。

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加强。这也是从清代开始的。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就注意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时对各民族实行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加强向心力的措施，使他们倾向中央，并使他们安心。清代以前，虽然把边疆民族笼络过来了，但是没有使他们安心。在明朝时，满族就没有安心。所以从康熙到乾隆，始终注意民族政策问题，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不仅使各民族常到中央来，而且使他们安心于中央的政治、政策。康熙首先这样做了，雍正、乾隆也是如此，而且不遗余力地做这个工作。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清代在热河地方（今河北承德）盖了许多庙宇，有满、蒙、藏、维……各族的建筑，仿佛是民族文化宫，花了不少钱，使各族人民高兴。这也是加强向心力措施的一个方面。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对清政府的向心力，才使各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关系更密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当然，毋庸讳言，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不免使用强力。所以清朝施行的民族政策还只是封建性的东西，有局限性，它只是人为地甚或强制地做到了对其他民族的表面笼络，强使安心，谈不到在平等的基础上的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友爱。 

5.清代是抗拒殖民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从 1644年起，清朝政府就开始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进行斗争，斗争是很尖锐的。直到 1840年，后斗不赢了，顶不住了，中国才从独立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清朝不久也就垮台了。 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四出疯狂掠夺的时期。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个殖民国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情况就和过去有所不同了。在殖民主义国家疯狂侵略下，东方的大小国家都变为殖民地。他们对中国这块肥肉一直垂涎三尺，但是中国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来了就打（ 1523年击退葡萄牙于广东新会西草湾， 1549年又击退于福建诏安走马溪，1624年击退荷兰于澎湖），因此他们就不敢进来，不敢像对待东南亚、印度那样来对待中国。

清军入关以前，殖民主义国家就开始来到了东方。16世纪下半期尼德兰（荷兰）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17世纪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强大的、新起的殖民主义者比过去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手法更为狠毒，他们千方百计要侵入中国。清军入关不久就遇到这个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 1642年，清军入关是1644年）。在对待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问题上，从清初到鸦片战争，清朝始终保持警惕，从事防范和加以限制：1681年进攻郑克塽不用荷兰兵和兵船；1698年不许英国自由来华贸易；帝俄商队有一定路线，海上来船有一定口岸；1706年只许不再回国的西洋人留住中国；1720年逮捕潜匿往来的西洋人，等等，都是显著事例。如果不加警惕防范，那么他们的侵入一定早于1840年，所以，1840年以前的抗拒努力也不要忽视。

清代在一百九十七年中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进行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斗争包括了各个方面，如文化、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有斗争。有些方面看起来不很显著，实际上斗争是存在的。西方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打进中国，中国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也是想尽办法不让他们来，进来了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一斗争也是十分曲折和非常激烈的。 

6. 清朝是中国历大一次农民战争以后的一个朝代。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前后有十八年之久，经历了十三省。历来的农民战争还没有像这次农民战争规模这么大、时间这么久。这次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这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如上所述，清代历史上有这六个特点，我们学习时应该把这些特点掌握住。把它搞清楚了，对了解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就有了基本的线索。

以上所谈的是清代历史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在长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特点的发展都是跳跃的、迂曲的、波浪式前进的，不是直线式上升的。在发展过程中有时还要走些回头路。有时单从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把它前后联系起来，把和它有相应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就看得明显了。了解这些特点，对研究工作是有帮助的。我们知道，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些特点的形成都是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面我们找出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清史的界标。

媒体评论

概说

一、关于清史的年代问题

二、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特点

三、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四、关于这一阶段的分期问题

清代前期的政治和经济（1644—1723年）

一、八十年间的概况

二、清军入关与统一全国

三、沿袭明制和保证满族地位的政治

四、清初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压迫

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六、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12年）和摊丁入亩（1723年）

七、巩固统一的战争

八、清初的对外关系 

清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1723—1840年）

一、一百一十八年间的概况

二、实行“摊丁入亩”以后的经济发展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四、军机处的设立——清朝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乾隆时期的几次战争和军费问题

六、清代中期的对外关系

七、各族人民的起义

八、清代中期的新问题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化

一、哲学思想

二、考据

三、史学

四、文学

五、清代纂辑的书籍

附录  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

前言

导 言

郑克晟

《清史简述》是郑天挺先生1962年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再版之际，先略述郑先生生平学术及此书梗概于前。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别号及时学人。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其父郑叔忱，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长期在翰林院供职，曾任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教务长）。母陆嘉坤，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亦通文史，擅长诗词，曾任天津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 1905年、1906年，其父母先后辞世，郑天挺时年7岁，遂由表舅梁济（梁漱溟之父）监护，寄居亲戚张耀曾（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家，孤儿的命运使郑天挺自幼就养成了独立的意识和坚强的性格。

郑天挺自幼向学，广泛阅读各种文献。他生于清末，并在北京度过童年及少年时代，耳闻目睹许多清代掌故，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为他以后开展清史研究打下了得天独厚的基础。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师从黄侃、刘师培、钱玄同等大师，1920年毕业，从此就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钱玄同，进行“中国文字音义起源”的研究。当时清朝内阁大库一批档案由北洋政府*拨给北京大学，北大组织“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郑天挺加入该会，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这可以说是郑天挺正式步入清史研究的阶段。一开始就接触清代档案，为郑天挺以后的清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1924年，郑天挺任北大讲师。随后一度赴杭州浙江大学任教。1930年再回到北大，1933年晋升教授，并出任北大负责行政和总务的秘书长，直到1950年。其间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40年到1945年，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当时，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学生为此戏编对联一副曰：“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成为学林佳话。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1963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1年与翦伯赞一起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纂，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教材多种。晚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及时学人谈丛》等著作多种。

郑天挺一生，尽管行政事务缠身，但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对清史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抗战前，研究清史的老前辈及开拓者孟森（字心史）任教于北大，郑天挺对孟森十分敬重，受他的影响也极深。他们都重视史料，精于考证，有“乾嘉遗风”。在同一领域，他们互相切磋，友谊密切。1937年“七七事变 ”不久，孟森病逝。而北大、清华与南开则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间，郑先生开始讲授明清史，并对清代的宗教、礼俗、婚姻、清皇族血系以及清代典章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用心极勤，随后出版了大著《清史探微》。抗战胜利以后，郑先生在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明清史”“清史研究”“明史专题”“清史专题”“中国近三百年史”“明清史料学”等十几门有关明清史的课程，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清史泰斗和史学大家。

郑天挺治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清代朴学的传统，重事实，重史料。“五四”以后，又吸取了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视野开阔而不泥古。1949年以后，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同时，在个人修养上，他是一个执着的爱国主义者，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抗战期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歪曲满族历史，鼓吹“满洲独立论”的谬论，郑先生以充分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以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清代皇室氏族中含有满、蒙、汉各族的血统，原来生活在东北的满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边境出现争端，郑先生又查阅相关资料，提供给有关方面参考。所以郑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

郑先生是学者、历史学家，又是重要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功臣，又是南开史学的旗帜。郑先生在北大为秘书长十八年，1948年，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北大学生的名义给他送去“北大舵手”的锦旗，表彰他几十年为北大操劳的业绩。而南开大学历史学能有今天的地位，成为中国明清史的研究重镇，郑先生功不可没。当今中国史学界中，不少大家出自郑先生门下。郑先生在几十年教学生涯中，为我国学术界、社会各界培养了许多人才。在20世纪中国的教育史上，郑天挺先生也是座永远的丰碑。

《清史简述》虽然是讲课记录稿，但自成体系。全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既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全书高屋建瓴，总揽清朝特点，抓住了清史的关键问题，尽管简单，还是颇多创见。加之，用“中西比证 ”的方法，揭示了中西历史的异同，很有启发性。当然，因文稿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版于拨乱反正之初，不免留下时代的烙印，读者自会理解的。此次重版，除极个别的字词稍加改动外，基本一仍其旧，保持原貌。相信读者既能从中获得清史的有关知识，也能感受到郑天挺先生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