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研究 练春海 主编 2021-05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 9787559837691 电子书 pdf 百度云 下载 epub 2025 免费 mobi 在线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

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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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作者集合艺术/考古学界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涵盖多种器物类型——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研究方法多样——跨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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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框架经过精心设计与编排的学术文集。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跨越了从原始时期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丝绸之路的几个主要站点，在类型上覆盖了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等多个器物种类；采用了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研究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力求汇集相关学科、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理念，探索跨学科、多维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集思广益，以推动对中国古代器物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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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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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器物。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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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

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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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

目次

器物源流研究

张闻捷 周代的“行钟”与“行器” 3

徐东树 改制不改道的制度分层与变迁——从工艺制度看周秦之变 18

苏 辉 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 41

董 波 犄角猛兽——辟邪、天禄形象考源的一个视角 51

张 佳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的盛衰史 89

吴若明 迎合、微变与程式化——晚明外销瓷装饰图像的西风东渐 119

程 颖 试论权衡器具秤杆刻度设计的起源与形成 134

汪晓东 樏的形制演变及意蕴象征 143

器物名物研究

聂 菲 器物与空间——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 161

练春海 论汉墓内棺盖上所置玉璧的礼仪功能 172

顾 颖 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中的北斗图像 190

游逸飞 另一种三辨券？——跋邢义田《一种前所未见的别券》 200

陈 轩 试析卡格里金饰上的柱台形象 204

朱 浒、段立琼 汉晋有翼铜人及其铭文新证 216

李修建 麈尾：形制、功能与六朝文人美学 233

黄义军 唐宋之间砚台的著述、形制与产地 250

陈长虹 道德、秩序与情色——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 264

韩 鼎 商代神人纹双鸟鼓纹饰研究 299

器物周边研究

霍宏伟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刻铭中的镜鉴考 319

邓 菲 器与图——宋代墓葬中的剪刀、熨斗图像组合 346

陈 冲 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考古发现及年代学研究 382

彭圣芳 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402

王 拓 “绳墨”考释 417

子 仁 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 441

董 珊 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 450

主编简介：

练春海，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史、艺术考古、物质文化研究与美术创作。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项目“汉代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项目“中国工艺美术史前沿与学术梳理”等多项课题。出版《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等专著5部，并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文物》《民族艺术》《美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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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造物在人类文明史中其实可以起到标签的作用，它们存储了所属时代1的坐标信息，一旦被封藏于墓葬或其他礼仪性瘗坎，便脱离了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轨迹，成了那个时代的化石。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地解码。解码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对造物与图像共处的场域作正确的认知。'以往的研究对关于造物所处场域方面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研究壁画者通常不大关心壁面下方放置何物，壁面前方又有何物，壁面朝向有何特点；研究器物者一般也不关心器物的摆放方式、位置、组合规律，器物品质的对比关系等。这样的研究随意性很大，不是在一个统领全局的整体意识或场域观指导下展开，其结果往往不是盲人摸象，就是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在遇到解释不清的细节和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政策”，或者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摩，甚至只选择有利于文本讨论的细节、论据，或者个案，结论自然靠不住，遑论学术价值。

然而，出土的造物或者是遗物在历史空间中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今天博物馆中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造物，多数情况下既非古人眼中所见的造物，也不是与当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说今天所见到的“古代造物”就是古代人们所创造之物的遗存。在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现场，膏泥内发现的翠绿竹叶，一暴露到空气中就瞬间碳化，其陨灭的速度可谓令人“猝不及防”。兵马俑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身上的色彩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中，大多数都消褪无遗，只有极少量的兵马俑，出土时身上尚且残留着五颜六色，有些甚至可以用艳丽来形容（虽然这种情况目前尚不能推广到全部的兵马俑上，但很有代表性）。画像石也是如此，神木大保当的画像石是彩色的，但是更多地区的画像石什么颜色也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那些吴光作现的惊艳醉间就是古代造物封存于地下之时的本来样子。但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总体情形来看，色彩消褪，痕迹模糊，却是出土遗物蜕变的大致趋势，可见它既不是古人造作它们或者埋瘗它们时所见到的原本面目，也非大多数人在博物馆中所见。'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常常以“包浆”“沁”“拙朴”之类的标准用来审视...

以笔者所见，事物之表面饰以各种间色、复色为基础的灰色装饰图案组合，恰恰反映了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色彩观。在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的着色剂以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主，其颜色与今天的化工颜料相比，色彩的饱和度并不见得会低多少，不足之处仅在于可能会比较容易褪色，即色彩的纯度（或饱和度）不易保持。曾有当代艺术设计理论提出，古人所使用的颜色以灰色系列为主，色阶差别较小，对比温和，显得高贵、典雅，并极力主张弃用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鲜艳色系，恢复古典时代的色彩观，甚至回归到手工萃取色素的手法上去。但问题是，古人其实一直致力于提高色彩的饱和度、稳定性。就陶器装饰（陶器上的色彩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相对来说不易受环境影响，表现极为稳定）规律的发展状况来讲，越是鲜艳、对比强烈的颜色出现得越早。原始时期的彩陶，色彩单纯、热烈，发展到磁州窑时，虽然一般只装饰黑白两色，但是其对比度也极为强烈，景德镇的青花瓷系，再往后出现了斗彩，颜色越来越多样，甚至是五彩缤纷。可见寻找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一直是古人在追求装饰品质上努力的方向，而并不像现代设计师们所理解的那样。灰色或者灰色调子，其实是为古人所鄙弃的。认识灰色的价值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光学、视神经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色彩、光、视网膜成像规律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对色彩在各种场合中的作用、功能和特点加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灰色，作为一种中性、温和的色彩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由于它与老旧的古物、苍白的遗存相联系，因此，在情感上也逐渐被抬高到高贵、典雅的贵族地位。可见古董有其当代性，文物遗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刘泽华总结过：“在当时（周初）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惠不惠，懋不懋’。惠；爱；惫；勉。大意是用爱的办法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1在《尚书》中，周公未明确定义“德”的具体内涵，他把人间帝王的各种行为和品质都称为“德”，如“大德”“元德”“宁王德”“文祖德”“桀德”“受（纣）德”“暴德”，等等。伐纣的成功，使他认识到帝王行为的“善恶”关系到王权的兴亡和臣民疆土的安定。如果我们不试图从形而下的实证角度去看“善恶”，而是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评判标准来看，周代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很有弹性的善恶观念——“德”。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4页。

不断受到新兴部落的侵蚀，然商600多年的统治力量依然雄厚。周初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分封来稳住局势（加强宗族势力，笼络异姓，打击、拆散、迁移与起用殷旧族），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征伐反对力量来进一步完成国家大一统使命。但钱穆也忽视了西周崇尚“德治”的丰富含义。它

并不指向私德，也不是简单地善恶评判，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家国之“德”。同时，西周的德与贤都常常指涉具体的、取得某种成就的能力，而不仅仅表示抽象的个人伦理德行。1这一种混融性的“德”包含了丰富而现实的含义，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为现实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周代的伟大创造正在于把武装侵略与道德权威有机而内在地统一于“德治”的意识形态之中，变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并行不悖。也不妨说“德治”本来就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德”是通过“治”实现的。

周秦之变却没有提供新的制度价值核心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只在原有“天子”“德治”框架内进行调适。汉代以后的“儒表法里”政治文化只是一种新的皇帝中央集权的有效治理方式，但在意识形态建构领域并不能算是一种全新创制，而只是西周以来意识形态的逐渐深化与成熟。如学者赵鼎新所说，是儒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结合而成一种“帝国儒学”形态。2

1笔者曾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比德观》（2005届，南京艺术学院）第一章第一节中对周代“德”字含义略作梳理。“德”是后起字，其原义比较具体丰富，非仅是后代儒家不断窄化的伦理化道德。西周时，“德”字仍然常用于泛指某种取得成就的具体能力，直接通“得”，后渐渐用来泛称事物的特定属性，东周之后的道德危机导致的伦理论争，才充分激发了伦理化的道德含义。

2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一9页。

书籍介绍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

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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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作者集合艺术/考古学界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涵盖多种器物类型——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研究方法多样——跨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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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框架经过精心设计与编排的学术文集。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跨越了从原始时期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丝绸之路的几个主要站点，在类型上覆盖了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等多个器物种类；采用了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研究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力求汇集相关学科、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理念，探索跨学科、多维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集思广益，以推动对中国古代器物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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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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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器物。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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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

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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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