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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五个方面来展现评弹艺术的生态，而这五个方面又各自构成了一对关联。“吴地因缘”写的是评弹与苏州的关系，苏州地域文化给予评弹怎样的滋养，评弹又为苏州增添了怎样的文化因子。“江湖际遇”，是写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空间上说，书场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书里乾坤”是写人与书的关系，前辈艺人马如飞说：“一部南词，半生衣食。”书是艺人的衣食父母。艺谚又云:“人说书，书说人。”人与书构成一种互文、共生的奇妙逻辑。“雅俗之间”是写评弹中雅俗关系，雅俗的互动、冲突，由此形成的张力推动了评弹艺术的发展。“光前裕后”则是写旧与新、古典与当下、传承与创造的关系。

引子

壹 回溯：吴地因缘

江南文采出评弹

他们将稗官野史这样弹唱

评弹中的京昆戏韵

这里有“苏式市井”的活色生香

贰 风波：江湖际遇

背包囊，走官塘

弦上喉间的竞争压力

光裕社的前世今生

邂逅上海滩

叁 烟海：书里乾坤

“何许人偷我西厢？”

“人说书，书说人”

“出巢书”与“面子书”

历史投影，暗场角力

肆 交汇：雅俗之间

教忠作孝：大书一股劲

红尘风月：小书一段情

书台上下的人生悲喜剧

说书先生的“断舍离”

伍 长流：光前裕后

出人，出书，走正路

理味细趣技，那些艺术关键词

密室相会终极交锋

石破天惊雷雨之夜

后记

潘讯，安徽泾县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苏州市南社研究会理事，现任职于中共苏州市委研究室。编著有《苏州艺术家研究·金丽生卷》（上海三联书店）、《苏州艺术家研究？邢晏春邢晏芝卷》（上海三联书店）、《一曲琵琶凄婉绝——徐丽仙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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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报常常热衷于女艺人的桃色新闻而大做文章，女艺人也以此为终南捷径，利用小报以色相为号召。在《铁报》中就有这样的报道“初出道的女弹词家，若有几分姿色，喜欢把所摄的照片，分赠稔客；更喜欢有人把她的照片和揄扬文字并刊报端，这原是以招徕之意。倘已成为响档，还是喜欢把风姿嫣然的照片，登在报上，常常漏脸，无论捧骂，都很有利。”（横云阁主：く女弹词家的照片》，1947年7月23日）各种小报也大玩“标题党”，以博人眼球，如“谢小天为客洗足”、“说书人之艳妇”、“醉疑仙抢做丫”、“沧州书场妖精造反”等题目，艺术也因之趋于下流。即便在作风保守的苏州也经不住洋场风雨的侵蚀，小报的媚俗与对女艺人私生活的露骨描写屡见不鮮……庸俗不堪，内容可想而知。在种种流风之下，最终受到戕伤的还是艺术本身。

这本《评弹》在我是有纪念意义的。从我最早时接触评弹，至今已有十多年光阴，这些年间，评弹融入了我的生活，我与评弹相伴偕行。

在苏州大学读书时，朱栋霖先生曾多次鼓励我们研究一门苏州文化，我考虑昆由作为全国性剧种，在国内外高校、艺术研究机构，几代学者积累了很多成果。相对于昆曲，评弹研究是薄弱的，我打算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研究评弹，首先要过语言关。评弹以吴语表演，听不懂苏州话就如坠五里云中，不知所云。我是安徴宣城人，于苏州话却有一重亲缘，那就是我的方言属广吴语区，年听起来与苏州话相距颇远，其中却有几条关键的经脉相通，一通则百通，这就是语言的奥秘。弹词刻本也在清末传播到我的故乡，我听祖辈说过《玉蜻蜓》、《珍珠塔》的故事，而且《玉蜻》还是未经改造的“原版”，主人公名申贵升，而不是后来苏州弹词中流行的金贵升。

让他触目惊心的，是社会上不分贵贱，什么人都穿着高档衣服，而且花花绿绿，男女莫辨。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记录当地的风俗变化：“国初时，民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人怪而之。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成化以后，富者之居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同时松江人何良俊的《四友高从说》中也有涉笔：“余小时见入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维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必用十着，且水陆必陈，或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土夫请循高，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殺品计样，鸽子、吗之皆有。”在东南大都会杭州，这种变化更其广乙布……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两度下令禁止弹唱淫词小说，《玉蜻蜓》皆在禁止之列。

民国九年（1920），苏州申氏子孙申振纲担任苏城宪兵司令兼督察厅长，又借口《玉蜻蜓》侮辱祖先，诬蔑名贤，告官禁唱。官署因此行文公告：苏州城内禁唱《玉蜻蜓》，离城十里，更姓弹唱。艺人无奈，只得将主人公易“申”为“金”。从此，申贵升销声书坛，只有金贵升还可在离开苏州域十里之外的乡镇被艺人说起。

民国十七年（1928），弹词艺人吴陞泉（1873~1929）因为在苏州壶中天书场弹唱《玉蜻蜓》，受到申姓后裔的指控，遭到拘押，悔过具结后才被释放，获释后不久，就抑郁而亡。

民国二十年（1931），吴县警察局再次布告不准说唱《玉蜻蜓》。艺人曹筱英在苏州隆畅书场演出《玉蜻蜓》而遭到检举，被当时的光裕社社长叶声扬拖到茶会上，罚跪两炷香告罢。而艺人潘莲艇在苏州之外的江阴演出此书，虽然已经将主人公更姓，但是仍被江阴县长禁闭一天，并勒令停业。

蒋月泉同样如此。20世纪40年代，蒋月泉在上海唱电台、唱堂会，收入颇丰。他住洋房、开洋车，雇着保姆，生活舒泰，渐渐离不开上海这个“安乐窝”。有一次，他在无锡说书，巧遇往江阴说书路过无锡的姚荫梅，姚专程到蒋月泉处听书，蒋月泉留他同榻夜话，请姚荫梅提意见。

那个年代，艺人之间门户颇深，他们信奉的教条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对于蒋月泉的挽留与求教，姚荫梅略感迟疑。他反问蒋月泉：“你到底要听真话还是奉承话？”蒋月泉私心里仰慕姚荫梅的艺术，很真诚地说：“要听真话！”했荫梅这才摈弃藩篱，恳切地说：“你开篇唱得蛮好，但说书软膀软脚，小人着件大衣裳。”姚荫梅的话一针见血，让蒋月泉受到极大震动。他毅然“逃离”上海，去“滚码头”，反复锤炼自己说弹唱的基本功几年后，他重返上海滩，再不是那个“软膀软脚的蒋月泉，给老听客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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