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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的散文漫笔精选，由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编选，还附有诸多评论家表演艺术家演员写的关于于老的文章。另附有多幅首次公开的珍贵照片。

一、幼学纪事

幼学纪事/ 3

祭母亲/ 22

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 31

天津可爱是今朝/ 34

我主演“牛大王”/ 37

我和祖国剧团/ 40

解放/ 46

演《长征》/ 51

“土改”小记/ 55

三幅画小识/ 61

信笔写出来的/ 63

’92.7.16．/ 84

二、一个演员的独白

程疯子传/ 89

《茶馆》排演漫忆/ 102

排《洋麻将》日记摘抄/ 111

戏剧对话/ 122

焦菊隐先生的“心象”学说/ 132

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139

一个演员的独白/ 147

我所尊重的和我所反感的/ 151

表演——真挚的严肃的事业/ 154

三、师友杂记

假如先生还在/ 159

记焦先生的治学精神/ 162

找到金钥匙的人/ 171

再悼董行佶/ 173

附录

塑造人物灵魂的艺术 徐晓钟/ 177

于是之印象 田本相/ 185

于是之的一个侧影 柯文辉/ 194

好人于是之大兄 郭启宏/ 201

于是之的成功之路 黄维钧/ 206

那棵于是之的树 童道明/ 216

于是之逝世三周年祭 王育生/ 220

于是之演剧思想漫议 杨景辉/ 227

惆怅人生 李龙云/ 260

见贤思齐念老师 濮存昕/ 275

两株垂柳 何冀平/ 277

写给是之老师的话 梁冠华/ 281

忆于是之先生 何 冰/ 282

看于是之老师演戏是一种享受 吴 刚/ 287

感谢（代后记） 李曼宜/ 289

 于是之，中国话剧代表人物，代表作《茶馆》《青春之歌》《龙须沟》等，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祖国剧团、北平艺术馆、华北人民文工团演员；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艺委会副主任、副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在《青春之歌》《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其文学作品有《于是之论表演艺术》《演员于是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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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学纪事

1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

“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地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制为图像，

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了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决，

“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

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

“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么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到老郝叔的炕上——

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

——

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

“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

“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他们都懂”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

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2

现在可以说些有关读书的事了。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压、逼、打、骂，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自然教给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验。一题稍微繁难的算术作业，我瘪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师资的。我以后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有的在校内、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校外和课外，在日常的生活中。

3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孔德小学，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所办得很好的学校。设备齐全，学费却低。老师们也都像是些很有学问的人。比方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读法，也与时下的不同，不洪亮，无手势。虽然书挡住了他的脸，但从夹缝里看过去，还是可以看见他脸上的肌肉都是很安静的。他的这种读法，听上去，比听现在的某些朗诵受用，孩子们都被他吸引了，打动了。长大以后，虽然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当时听着它所留下的印象，却始终记得。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虽然我依旧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却记得清楚，他是卫天霖先生。这当然是一位大画家，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竟因他出过天花，脸上留下了痕迹，背地里称呼先生为

“卫麻子”。足见“师道尊严”是破不得的，不“破”尚且如此，何况号召“大破”呢！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六个

“B”的，还要带上橡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当然是要准备的。可是小学生也要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是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再敢回家去说了。忘记了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变了画水彩——

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孩子们的求知欲是极强的，精力是非常饱满的，那是压抑不了的。当批评孩子

“好高骛远”时，至今我仍觉得要慎重些。二十几岁有大成就，我以为完全符合人的智力发展，是很正常的事。相反，四十多岁的人，还被称为年轻艺术家、年轻学者、年轻教授，倒是不大正常而且令人痛心了。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美术教室里，有许多石膏坨坨：圆球形、正方形

……他没有叫我们画这些，开始就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画的画面上是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了。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

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

“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个引导我接近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地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的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过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4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的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我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干什么哪？”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于是合上了我的笔记本和书，也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得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之类。然而字，要的毛笔小楷。写得好坏，据说对于是否能被录用关系极大。我自然写得十分小心。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请不起客，送不起礼，再加上并没有过硬的门路，回音，自然都是没有的。但是仍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我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

“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可蒸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高，所以每天吃着不腻。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低下了许多的一种买卖，样子先就没有当铺威严。当铺都是一色青砖到顶、磨砖对缝的高大而结实的建筑，外面堂堂正正地挂着黑地金字的匾额，里边的柜台也高得令人生畏。小押店则不然，它就坐落在一个随便的破院子里，没有字号，因此外边无须挂匾，里边也不设柜台。不是赤贫者或近乎赤贫者是不会到那里头去的。所以，当铺式的讲究对它就成了多余的奢侈了。何况它们都还兼理贩卖“白面儿”的缺德的营生，那就更不便张扬了。到那里押东西倒是很“方便”的，甚至可以不拿实物，只把当铺的“当票”押给他们就可以换钱。当然，押期、利息和押得的钱，比起当铺来那就苛刻得多了。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的。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趴在炕上也是可以写字念书的了。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停止读书。

“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故事，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过的。但我不喜欢，甚至有些不信。一定要那么苦吗？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用锥子扎到胯骨里头去，非那样不能成材？未免太可怕了。幸好，我所碰到的良师益友们，无论在我辍学前或者以后，都没有逼着我做那样的蠢事。因此，我至今还能感到读书的快乐。

5

想起我辍学前后的师友们，我恨我不会写

“赞”，不会写“铭”，不会用极简约的文字写出我对他们的谢忱。在那样难熬的岁月里，他们的影响曾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我真希望为他们立传，但是不能，一个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够了解老师们的那么多事情。我现在所能想起来的，只是他们的片片断断的音容。然而这些却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

我要感谢我初中二年级以后的所有的语文（那时叫

“国文”）老师。他们既广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能够使孩子爱上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能凭借一篇几百个字的小文，叫你喜欢上“晚明小品”；他们能在上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里，信手拈来，讲出许多吸引人的故事，迫使你不能不去借各种文学史的书去读：赵景深的、胡云翼的……记得他们也曾介绍过郑振铎的文学史，我也曾借阅，部头太大了，当时终于没能读完。虽然如此，总也多知道了一位郑振铎啊。

那些老师们中，对我更有吸引力的是孙谓宜、徐世荣两位先生。他们在讲课时，常常讲起祖国的文字、声韵方面的知识：

“车”是象形字，是一个俯瞰的车子的图形，中间的是车厢，那一竖是车轴，上下的两横，原来就是两边的车轮。多有意思！声韵部分亦有趣，从古韵一直讲到注音符号（今日汉语拼音符号的前身），说是据钱大昕的考据，原来古人连zh、ch也读不出，是要读作d、t的——

老师们居然能够知道古人怎样造字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孩子们自然钦佩极了。

孩子，都好像是本能的表演家。对于他们所钦佩的师友，总要由衷地模仿。模仿他们写字，模仿他们的讲话，以至于模仿他们的衣着。

孙谓宜先生的衣着朴素。他的裤子，在夏天，从长衫里可以看出，长度仅及他的小腿肚。我于是便学他，请母亲照样裁制。谁知那是用两条面口袋剪剪缝缝就可以做成的。由于用钱少又容易做，母亲自然支持我，很快地做成了。穿上它，我很得意，觉得是天下好看的服装

——

全国解放以后，我碰上了那中学的别的老师，问到了孙先生的景况，他只说：

“孙先生……孩子多，仍旧……不大宽裕。”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孙先生朴素的原因，也就更增加了对孙先生的敬意。我想他那时大约是更窘迫。他是不顾生活的清苦，那么尽心竭力地给我们授课的。

有一位教英文的老师，我也始终不忘。他非常重视发音。这一点，在堂课上，就给学生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初中二年级学期，课英语的句话是

“现在，我已是初二年级的学生了”。因此，头一个词是Now。大家反复朗读这句话，他不但听，还要逐个地看学生们的嘴。在一位同学的面前，他止步了。他令大家停下来，只叫那一个读。不知是什么缘故，虽经他反复示范，那个同学总是舍不得把嘴张得大些，总读成No。他着急了，顺手拿起那位同学课桌上的墨盒，当那位可怜的同学刚刚张嘴又要读出No来时，他竟能一下把小半个墨盒塞进那学生的嘴。这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不敢笑，只能瞪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果然很灵验，当先生把墨盒从那个学生口里取出时，那位可怜的同学居然正确地Now出来了。先生胜利了，又带着学生读起以下的课文来。学生们全都读得用心，不敢有半点含糊，谁知道自己的墨盒在什么时候会塞进自己的嘴里来呢！

学英语发音必须先学会国际音标，这在现在已经是当然的事了。当时却不然，还有其他的更加通用的标音办法在。但我们的这位老师当时就热衷提倡国际音标，引起了我们几个同学的兴趣。恰好有一个同学家里存有一套英语教学唱片，据说就是国际音标的创始人录制的。他拿出来约我们听，我们都听得入神。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把一些连我们也懂得的简单的字和句，竟读出了另外的韵味。这使我们惊奇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尽管我们当时的语音知识少得可怜。

我常想：孩子们的或者少年们的兴趣，大约都是飘忽不定的。他们对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想学，难免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大人们的横加干涉，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我的本家们只对我的上学或不准上学加以干涉，至于我喜欢学什么或不喜欢学什么，他们是无暇顾及的。我觉得这倒成了我的便宜。初中时期，中文老师与英文老师教给我的知识的综合，竟使我喜欢上了一门同我的家境毫不相干的，既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的学问：音韵学。而且这种爱好竟持续了好几年，从辍学以后，一直到我的兴趣转移到演戏上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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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编选

濮存昕梁冠华何冰吴刚等特撰文纪念

是之是一位颇得艺术三昧的人，特别是深谙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家。……但如果你不看他写的书，是还不能懂得他的。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 田本相

内附多幅首发珍贵图片

于是之是我的大恩人！

                                                                                                                                           ——林兆华

在排练场、在舞台，两个月的排练生活，我仿佛是在追赶是之老师，他一直帮扶着我的创作，他生命的艺术创作的灵性，滋养着我的成长。

                                                                                                                                           ——濮存昕

一个伟大的演员，谁是他*忠实的粉丝？观众当然是，可远不如我们。我们演员才是他*忠实的粉丝。观众会赞美他，崇拜他，都是好话。演员这儿可能还有褒贬之词呢。因为观众只是欣赏他，而我们太想成为他了。

                                                                                                                                           ——何冰

前言

感谢（代后记）

李曼宜

今年

1月20日下午五时许，在协和医院二〇七病房里，我和于永、叶京、于昊明，还有两位护工小胡、小焦都静静地守在是之的身旁，一直呼吸平稳的他，突然张开了嘴，大大地吸了一口气，我们一惊，再看他，那嘴巴已紧紧地闭上了，仿佛又和平时一样平静地睡了。大夫给他做了心电图，我看到纸上打出来的竟是一条直线了。“快看时间”，“5点19分”。2013年1月20日下午5点19分，于是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离开我们远去了。我想，他再也不用操心，再也不必着急了，他，真的安息了。

回顾是之生病这十几年来，他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爱护，都是实实在在的；院内外同志，朋友对他的关心、帮助，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想到这些，作为家属，我们内心深处，只有感激、感谢，深深地感谢。

感谢剧院领导对是之后事的安排。

根据是之生前的意愿，我们提出，丧事一切从简，不在八宝山搞遗体告别，只在医院搞一个小范围的亲属告别，家中也不设灵堂；但另外，有一个

“奢求”，即能否让是之的灵车回到剧院，再和他工作多年的“家”和心爱的舞台做后的诀别。这些想法，领导经过研究，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本意，想一切从简，就是不要麻烦更多的人。但真的要落实这个“简”字时，却一点都不“简”，问题反而更多，因为它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为此，剧院的领导们不知开过多少会反复研究，直到1月22日晚才一切敲定。当晚9点多，马欣、濮存昕等同志来到我家，谈了他们后的方案，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即为了能让是之的灵车平平静静地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驶入剧场，必须把医院的告别的时间提前到早7点，这样才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亦即如他平时上班的时间一样来到剧院。我们当然同意这个安排。从1月24日当天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按照剧院领导事先精心安排进行的，一环扣一环，一切均是井然有序，真是

非常圆满。作为家属，我们心中明白，这

“圆满”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中也包括协和医院的两位副院长及所属的后勤保障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及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们。于是之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上路了，他又和曹禺院长，起扬同志，山尊同志以及焦先生见面了，又和许多老朋友相聚在天堂了。

还要感谢

—些老同志对是之的关心。

鲁刚同志作为剧院的书记，对是之的工作给予极大的支持，他们的合作也是非常融洽的。在是之生病后，鲁刚同志从未间断对他关照，每隔一两个月必来看望一次，或来家或去医院。他对我说：

“有什么问题不好办，不好讲的，你跟我说。”我随时向他汇报是之的病情，并把我的心里话，向他诉说，总会得到他的帮助，让我感到有主心骨。

解放前就和是之在一起的苏民同志，他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但他总是惦记着这位生病的老友。他和贾铨同志常来看他，一次我不在，他们留了个条子：

“我和贾铨来看望是之，状态比以前好，他是知道老朋友来了。这些年实在感谢你的尽心尽力，费力费心地照顾他。”贾铨也附笔，“非常佩服你照顾是之的‘心’‘力’，向你学习”。他们的话，让我感动，给我力量。

还要感谢那些在是之病情发生危急的时刻，能给他无私的、及时的、有效救助的同志。

先说宋丹丹。

2005年9月13日上午，李龙云陪着宋丹丹、杨立新、王淑华来到我家。他们围在是之周围，大声地告诉他，又排《茶馆》了，就要演出了。是之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并频频点头。这叫大家兴奋不已。临走时，丹丹说：“家里有事，没有人，就打电话给我，二十四小时，夜里也行。”说着就把她所有的电话号码都留下了。杨立新也把他的电话号码留下了。2006年3月下旬，是之的肠胃出了问题，大夫怀疑是肠梗阻，建议住院。可一时找不到医院。我便想到了宋丹丹，3月27日清晨，我把电话打过去，她可能还未起床，但接到电话，只说：“好，等着吧，我去想办法。”上午她不断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联系的情况。直到接近中午，后终于落实可以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剧院也同意。当天下午，我们便顺利地住进去了。医院请了一位老专家给他做了检查，是之的病情很快得到了缓解。还是宋丹丹，在是之次报病危的时候，大夫说急需给他补充白蛋白，但医院没有，市面上也不好买，我们又是通过宋丹丹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是之次报病危的时候，还应该感谢的一位同志，就是濮存昕。他听到病危的消息后，马上跑到中医医院了解情况。他安慰我说：

“别着急，我去想办法。”很快，他就请到协和医院的ICU主任来中医医院会诊，经过他们的协商，很顺利地把是之转到了极有急救经验的协和ICU。经过那里医生的精心治疗，不久便把是之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对于濮存昕的恩情，我们永远铭记。

是之病情逐步好转，已经可以离开

ICU病房了。但能否住进条件较好的协和医院，又成了一个难题。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出面了。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同志亲自来到医院和剧院的马欣同志一起，找到医院的领导，经过协商，后终于住进了老五楼病房，让是之踏踏实实地走完他人生的后这段里程。

我们还要感谢一些同志，他们用另一种方式，默默地表达他们对是之的爱和怀念。

2004年4月，移居香港的何冀平托人送来一本她的剧

本选，随书附了一封信。她说：

“每次回京，来去匆匆。但心里总是惦记着于老师，怀念我们曾经相处的日子……近，我有一本剧本选出版，首先就想送给于是之老师，让

他

知道我一直都在写作，都在踏踏实实做人，像您一样忠实于艺术，没辜负您对我的希望。

”看了她这段话，叫我明白了，为什么李龙云的《正红旗下》来首都剧场演出时，一定非要我去看。郭启宏在他的《知己》上演时，也一定要我去看。我想，他们并不一定要听我的意见，而是要了却一桩他们的心愿。他们是要我告诉是之，他们还像过去一样，在写着，在创作着，让是之放心。这种对是之的爱和怀念更是令人感

动。

我们还要感谢是之院外的一些老朋友。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惦念着他：

童道明先生在是之身体尚好时，他们经常在一起

“对话”，是之的语言障碍越来越厉害后，老童仍是按时来看望他，从未间断。有时除了我向他讲些老于的病情外，他常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是之脸上一些轻微的变

化。在无言中，他们好像仍有着交流。是之次报病危时，我曾和老童谈起要后事一切从简的愿望，当时，他提出能否让老于后再回一趟剧院。他这个想法，我记下了。这次我们真的做到了。濮存昕说：

“这样的送别是贵的形

式

。

”

还有顾骧先生，他几次到医院来看望老于。在他主编的《文化人散文随笔丛书》中，收集了是之若干篇散文，出了一本题为《情泉》的集子，并亲自为该书作序，认真剖析了是之散文的特点，推荐给读者。

还要感谢的是坚持办学十多年的

“于是之艺术学校”的师生们。这所学校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办学初期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当家人张百灵老师的带领下，和全体老师一起，经过顽强的努力，让这所学校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办越好。老师们可以对自己的待遇低标准，但对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坚持正规化、高标准。老师们认真负责地教，同学们踏踏实实地学，真心地热爱着这所学校。他们说要对得起“于是之”这三个字，不能给他丢脸。

我们全家还要感谢的是照顾是之十多年的两位护工。从

1999年，是之在中医医院住院时，就是她俩护理他，直到2013年1月是之去世。这么多年来，她们是把是之当成亲人来照顾的。是之卧床多年，从未生过褥疮，身上总是干干净净的。人们说，自己的儿女也不会像她们俩照顾得那么好。可是，她们都顾不上自己的家。她们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河南的。一个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去年考上大学，当妈妈的都顾不上管；另一个虽然当了奶奶，却无

暇享受天伦之乐，甚至孙女都认不准她。她们从不提自己的困难，一心扑在护理工作上，经常得到大夫的表扬、称赞。有的大夫跟我说，她们的护理很专业，对病人的观察很仔细，及时发现并反映问题，使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有的大夫甚至说：

“她们俩可以说是于老的救命恩人

。

”

还有，我们的老友李滨为他找到了后安息的地方

——

华龙皇家陵园；他的挚友刘厚明同志之子刘野为他设计了墓碑。

太多太多的好心人，对他们的恩情，我们全家永远铭记在心。再一次向您们鞠躬致谢。

是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