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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华编著的《张元济评传》集中笔墨中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30年代。本书内容集中于学术活动、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学术界的支持和影响诸多方面。既与本丛书的大题目相吻合，也符合传主本人的主要脉络。本书对以前出版的几种传记和论文中较少注意到的方面，如关于《外交报》的历史地位，传主对汉语语言、文字、语音的观点等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一

序二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故园新人：进代洗礼中的年轻翰林

1.1 家学渊源

1.2 从健社到通艺

1.3 “戊戌党锢子遗”

第2章 世纪之交：朝向民间的支点转换

2.1 “汲汲于教育之普及”

2.2 国民精神的源激及维系

2.3 引导舆论与建立制衡机制的尝试

第3章 云起龙骧：为输导新知别开生面

3.1 新式教科书的发轫

3.2 匠心独运于文化沟通

3.3 公益文教事业的创举

3.4 近代语文新潮中的建树

第4章 蔚成大国：塑造学术与文化的自主精神与独立机构

4.1 文化企业的进退依违之道

4.2 与社会学术团体结盟

4.3 春雨润物细无声

4.4 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

第5章 “书来自书”：学术史末篇与引言的叠言

5.1 涵芬于星离雨散时

5.2 “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

5.3 审美意象与逼真境界

5.4 “扫除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

附录 张元济学术行年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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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是科举时代受人羡慕的“正途”，何况张元济年龄不大就厕身于“士子咸以预选为荣”的翰林院衮衮诸公之列，并成为京朝一品大员之婿，足以“光大我门间，显扬我宗祖”了。若非生长于清末，张元济很可能像先辈那样，作为茫茫宦海中的一员，一直走完自己的仕途，然后卸职归田，息影林泉，成为因循闭塞的时代环境所不断复制出的旧式士大夫之＿。然而他恰恰降生于近代，遭逢了一个风雨飘摇、孕育变革的大时代。历史制约着张元济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从传统的人生道路上踅出，去从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成为自觉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就在他踏上仕途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曾经和中国有着共同遭遇和灾难的日本，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愤自强，由“蕞尔小国”崛起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后，立刻步西方殖民主义者后尘向中国逼来。它并不假借宗教和商品，＿上场就诉诸武力，显示出急不可耐的贪婪性和赤裸裸的野蛮性，从而对中国的威胁 为直接。当败耗从黄海海面传来，举国一片震惊，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如果说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先行者对形势有所察觉，大多数人仍浑无所知，那么甲午战败无疑是一帖清醒剂，使许多人睁开了蒙咙睡眼，目睹山河破碎的现实危机，产生出强烈的救亡与变革意识。正如张元济所说：“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

    ”他的挚友汪康年也说得很明白：“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 甲午战争的失败，成了张元济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开始关心时务，探求变革中国的方法，并对西学产生了盎然兴趣，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张元济 初参加的活动是所谓“陶然亭聚会”。他曾回顾说：“丙申年（1896）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瑾妃、珍妃的老师，时任侍读学士）、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刑部官员）、沈曾桐（翰林院编修）等，那时康有为还不在北京。”事隔多年，回忆难免有出入，这里显然将聚会时间说晚了一年多。

     陶然亭位于北京南郊的山顶上，那里碧苇插渠，山翠欲滴，一向是京华名士诗酒唱酬之所，沈曾植《分咏陶然亭诗》中曾专门记述了1884年偕李慈铭、黄绍箕等登亭会饮，“坐听诸儒说王霸”的情形。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一批关心时务的京官时常相约共登陶然亭，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筹商挽救之策。张元济在公务之暇，也不时参与其间。当时聚会的核心人物是文廷式，他在5月份翰詹大考后被光绪帝擢拔为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法官，成了帝党的中坚人物和维新人士的倚靠之一。当时在对日问题上的主和派及后党人物都没有参与聚会，比如因上书主张妥协而遭主战派呵斥的孙宝碹，在1894年里频繁出入于陶然亭，但从不和文廷式那批人打交道。

     “松筠遗迹吊孤忠，又上江亭眺远空。”除陶然亭之外，这批京官们还常常在京城西南宣武门外的松筠庵聚集，讨论时务和学术。松筠庵原是明朝爱国忠臣杨继盛的故居，清中叶后重加修葺，辟作纪念他的祠堂，道光年间又将他当年写弹劾严嵩奏草的书房扩建成“谏草堂”。这里环境也很清幽，适宜于文人雅集。后来康有为选择这里作为各省公车集会联名上书的地点，或即意在以杨继盛的爱国精神和冒死直谏的品德相激励。张元济当时也加入了这里的集会，并说“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其中亦有奔走权门者”。所以他对这里的政治性集会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去的次数似乎也不多。1894年10月初，文廷式曾在这里起草了一份三十八人联名奏折，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密连英、德，使伐倭人”。列名奏折的应是松筠庵聚会的常客，其中有沈曾桐、李盛铎、黄绍箕、叶昌炽、徐世昌、蔡元培、张謇等。但张元济并未署名，表明他对这类政治集会保持一『一定的距离。

     这一情形也反映在他与强学会的关系上。上述两处聚会“未几星散”后，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1895年9月组建的京师强学会。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机构，也是当时的维新运动进入组织阶段的标志，康有为对它评价颇高，诩为“政党喘矢，士夫云从”。张元济当时与强学会不少成员关系很好，交往也频繁，但他并没有加入到这一组织中，以后也从未列名类似机构团体。个中缘由，张元济曾提到一点，即“党会二字，当时视如蛇蝎”。这里说的“党会”，并非《论语》所称“君子不党”那样意义宽泛，主要指明末以来活跃于士大夫阶层中的政治运动。清初以来，统治者通过设立卧碑、制订律例等形式，一再明令严禁这类党会的存在和发展，使一般士大夫对此噤若寒蝉。但张元济不加入强学会，不仅仅是担心因此而罹祸，从他当时组织健社的举动，可以看到张元济已觉得光谈论政治不能解决问题，要维新救亡得另辟蹊径。

     与党会的政治性质不同，结社是一般读书人旨在交流切磋学问的一种形式，张元济在1895年冬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八人组织的一个小规模“健社”就是如此。名称取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结社的宗旨也已包含在内，即“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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